晚清会馆蕴育“戊戌变法”
进奏院在元代一度被废止，但到了明清两代，承担着“驻京办”职能的各式会馆，则有如雨后春笋，纷纷涌现。
会馆首建于明，而盛于清。明清时期，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和流动人口的增加，不但京师会馆林立，其他通都大邑，甚至府、县、乡镇也比比皆是。而遍布京师的会馆，大多数为赴京公干的地方官员、游历士绅及应试举子提供居停和聚会方便。这些有民间联谊性质的会馆，后来逐渐成了沟通家乡与京师信息的纽带，且无论官民绅商，皆可参与，于是会馆渐渐成为政治和社会活动的重要场所。
目前所知最早的会馆，出现于明永乐十九年（1421年）。据民国《芜湖县志》（卷13）载：“京师芜湖会馆，在前门外长巷上三条胡同。明永乐间，邑人俞谟捐资购屋数椽并基地一块创建”。俞谟在永乐年间，做过南京户部主事，后调至京城为工部主事。芜湖会馆当时是同乡京官聚会之所。
甲午战争以后，国家多难，地方势力抬头，这时候许多会馆开始走上历史前台，成为爱国志士集会、居住，影响历史的重要场所。
米市胡同的南海会馆，建于清道光四年（1824年），以后不断扩建，到光绪三年（1877年）已发展成13个院落、190多间房舍的大会馆。光绪八年（1882年）康有为来京应考，就住在馆内的一个小跨院中。因为院内有七棵树，故称“七树堂”。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年），康有为再次进京赶考，仍然寓居南海会馆。当时正值甲午战败，《马关条约》激起全国上下的义愤。康有为在南海会馆起草了《上皇帝书》，提出变法主张，联合各省举子3000余人发动“公车上书”。在南海会馆，康有为前后住了16年。期间他与其他维新派领袖集议成立“知耻会”、“强学会”，并创办《万国公报》，策划变法方案。
新会会馆则与梁启超结缘甚深。这里既是梁启超结婚大喜之地，又是他开展改良主义运动的策源地。1916年，梁启超在此起草《保国会章程》，策动蔡锷起兵反对袁世凯，为四万万人争人格。
“戊戌六君子”之一的谭嗣同则曾在浏阳会馆居住，会馆位于宣武区北半截胡同。谭嗣同在居室自题为“莽苍苍斋”，门联则分别为“家无儋石”和“气雄万夫”。康有为见后，认为锋芒太露，劝他改作。于是谭嗣同改上联为“视尔梦梦，天胡此醉”，下联为“于时处处，人亦有言”。戊戌政变失败后，谭嗣同英勇就义，留下“有心杀贼，无力回天，死得其所，快哉快哉”的绝响。
